无可添加的更多含义是什么,史记与哪本书并称为史学双璧

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,与汗牛充栋的各类“国史”、“正史”、“别史”、“野史”、“杂史”相比,史学理论著述之稀少可谓凤毛麟角。严格说起来,传统史学中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与批评专著只有两部书,那就是刘知幾的《史通》和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。在中国史学的灿烂星河中,《史通》和《文史通义》这两颗“孤星”虽然不免有“殊我同类”之寂寞,但它们却绝不黯然失色,相反,恰恰因为它们稀少而弥足珍贵,更因为它们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而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辉,这两部书被誉为史学批评发展史上的“双璧”。­

“有了人,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。”[1](p.457)历史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滔滔巨川。她那萦徊曲折、千姿百态、浪起千堆雪的波澜壮阔曾经吸引了多少英雄豪杰、文人骚客为之一叹三咏,倾心折腰!但是,历史又是容易被遗忘的。中国伟大的思想家、史学家孔子,当他面对滚滚而去的历史长河,发出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!”的感谓时,他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。离开孔子并不算遥远的夏、商两代,已经出现了史料严重缺失的状况,以至于在《论语·八佾》中孔子不得不遗憾地说道:“夏礼,吾能言之,杞不足徵也;殷礼,吾能言之,宋不足徵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,则吾能徵之矣。”然而,作为人类以往全部生存活动和社会经历的结晶,“历史”又岂能总是被遗忘?一个国家和民族倘若对于历史都丧失了记忆,“继往”不成,又遑论开来?仍然是伟大的思想家、史学家孔子,当他置身于“礼崩乐坏”、天下大乱的春秋时代,他想到了“历史”的武器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:“世衰道微,邪说暴行有作,臣弑其君者有之,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,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,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:‘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?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?’”为了总结春秋这一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,孔子甘冒“罪我”的风险,根据鲁国的“不修《春秋》”撰写了《春秋》一书。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部史著就这样诞生了。

孔子“作《春秋》”。既然是“作”,就有一个怎样“作”即怎样“撰写”史著的问题。对于这个问题,看来孔子曾经有所思考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:“王者之迹熄而诗亡,诗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晋之《乘》,楚之《饕杌》,鲁之《春秋》,一也。其事则齐桓、晋文,其文则史,孔子曰: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”根据上述《孟子》的文意,《春秋》之“事”“则齐桓、晋文”,因此“事”亦即“史”;而孔子对《春秋》之“义”有所“窃取”,这个“义”,也就是“微言大义”。所谓“微言大义”,是说孔子在叙述史事时,通过采用一些特殊的修辞方法,来表示他的价值取向和判断。修史必须采用一定的“方法”,那么,我们可以说,孔子对于史学方法论已经有了初步的自觉运用。

到了汉初,围绕着《春秋》的“作法”问题,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之间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争论。今文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对于孟子所说的《春秋》之“义”作了阐释。在《春秋繁露》中,董仲舒指出《春秋》有“正辞”,有“诡辞”。以“正辞”与“诡辞”相对待,要在一讳一不讳。《春秋繁露·玉英》:“《春秋》之书事,时诡其实,以有避也;其书人,时易其名,以有讳也。”因为要回避些什么,所以有话也不直说,而是隐晦地说,曲折地说,这就叫“诡其实”。“诡其实”也就是“讳”,即掩盖事实的真相。例如,晋文公称霸,两次召见周天子,而《春秋》因要替周天子讳,于是,《经·僖公二十八年》载为“天王狩于河阳。”不说周天子被召,而是说周天子在河阳狩猎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董仲舒的观念中,孔子撰《春秋》,并非以揭露史实、还原历史的“真相”为己任。为了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,孔子重“义”轻“事”亦即轻史,并且对于史实进行了“讳”即隐瞒、歪曲的处理。在董仲舒看来,这种处理方法,不仅不是孔子的败笔、是缺陷,反而是孔子的微言大义,是《春秋》的思想精华所在,这是汉代今文公羊一派对于《春秋》撰写方法的一种理解,也可以说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史学方法论。今文经学治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“春秋重义不重事”正是从董仲舒开始渐次奠定并发展起来的。

古文经学家对于孔子修《春秋》有着和今文经学完全不同的认识。他们认为,孔子是一位史学家。在修《春秋》的过程中,孔子采取了“述而不作”的方法。所谓“述”,是指孔子尊重历史,对于史实不篡改,不臆造,仅仅“述”之而已。孔子之“义法”,需要通过史实之“述”表达出来。因此古文经学派绝不认可今文经学派“春秋重义不重事”的准则,认为在《春秋》中“事”即“史”是第一位的。离开了“史”,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?例如,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引董仲舒:“子曰: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司马贞《索引》解道:“孔子言我欲徒立空言,设褒贬,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。人臣有僭侈篡逆,因就此笔削以褒贬,深切著明而书之,以为将来之诫者也。”这是说,孔子作《春秋》、立褒贬,是以“事”,也就是以“史”为根据的。若不以史事为褒贬的依据,那就是“载之空言”了。而“载之空言”,是“不如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”的。司马贞虽然系唐人,但他的这个《索引》,仍然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古文经学一派对于《春秋》之“史”的意义的强调。桓谭(东汉初年人)《新论》也说:“《左氏传》和《春秋经》,好比衣服有表有里,不可缺一,如果有经没有传,即使圣人关着门想十年,也想不出道理来。”《春秋》的道理也就是“义”要靠《左传》之“史事”才能够说明,这也是对“春秋重义不重事”倾向的委婉批评。

如此看来,从中国史学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开始,对于治史究竟应当以“求真”为主还是以“义法”即史家的主观价值判断为主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并发生了争论。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历史学的第一大问题,中国史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,意义重大。

汉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。史学的“自觉意识”在这一时期正处在朦胧发展的阶段。说汉代已经有了史学的“自觉意识”,是指学者已将注视的目光转向了历史学本身,对于修史、治史的立场和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。在汉代,已经出现了“太史公曰”、“赞”、“论”、“序”、“撰”等“论赞”的历史撰写方法。“《史记》云太史公,班固曰赞,荀悦曰论,《东观》曰序,扬雄曰撰,” [2](内篇《论赞》) 刘知幾所列举的上述论赞的名称,来自于司马迁、班固、荀悦、扬雄等史家的创造,其中的主要内容即为探讨治史的立场和方法。

汉代以后,历史进入了动荡不安的魏晋南北朝。民不聊生,哀鸿遍野,国家四分五裂,民族融合新生是魏晋南北朝的特点。正所谓“国家不幸诗家幸,咏到沧桑句便工”(清赵翼诗),对于“沧桑”之变即对于“历史”之变的感悟,史学家的情怀是要较之于艺术家来得更为敏锐、纤细和丰富的。天下大乱,这既是催生大艺术家的温床,同时也是历史学大发展的契机:在风雨如晦的魏晋南北朝,迎来了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,并孕育出了刘勰《文心雕龙·史传篇》这样的史学理论专篇。

《史传篇》简略回顾了中国史学的发展的全部历程,特别强调了孔子《春秋》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开山地位。刘勰从“经”、“传”关系的角度立论,探讨“列传”体例的出现,深刻洞见了《史记》作“列传”之源头。对于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,刘勰作了全面的分析,指出:《史记》“《本纪》以述皇王,《列传》以总侯伯,《八书》以铺政体,《十表》以谱年爵”,这种叙史体例,“虽殊古式,而得事序焉”。马迁之“实录无隐之旨,博雅弘辩之才”亦其所长,但刘勰认为,《史记》也有“爱奇反经之尤,条例踳落之失”的短处,因此他认同班固之父班彪对于《史记》的批评。至于《汉书》,刘勰认为,其长在于“《十志》该富,赞序弘丽,儒雅彬彬,信有遗味”。但班史为吕后立纪,“违经失实”,大为不妥。“何则?庖牺以来,未闻女帝者也。汉运所值,难为后法。牝鸡无晨,武王首誓;妇无与国,齐桓着盟;宣后乱秦,吕氏危汉:岂唯政事难假,亦名号宜慎矣”。从总体上看,纪传体之“ 纪传为式,编年缀事,文非泛论,按实而书”是可嘉许处。但纪传体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。“岁远则同异难密,事积则起讫易疏”,“或有同归一事,而数人分功,两记则失于复重,偏举则病于不周”。

《史传篇》凸显求真对于历史学的意义,尤其值得关注。刘勰指出,史学之“贵”在其可“信”,是谓“信史”。信史要求史家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“文疑则阙”。但世俗“皆爱奇”而“莫顾实理”。“传闻而欲伟其事,录远而欲详其迹。于是弃同即异,穿凿傍说,旧史所无,我书则传。此讹滥之本源,而述远之巨蠹也。”对于《春秋》的隱贤讳尊,刘勰认为,虽然都说这是“尼父之圣旨”,但“纤瑕不能玷瑾瑜也”,即是说,隐晦史实毕竟是《春秋》不可否认的短处。因为“史之为任,乃弥纶一代,负海内之责,而赢是非之尤”,“奸慝惩戒,实良史之直笔”,这就好比“农夫见莠,其必锄也”一样。因此,“求真”实乃“信史”的根基,“若斯之科,亦万代一准焉”。

《史传篇》的问世,标志着中国史学批评体系的初步建立,这对于刘知幾的《史通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。[①]

刘知幾似乎在天性中已经蕴涵了一股亲近史学的神韵,而他对于经学却识性了了,索然无味。他幼年读经,苦其文辞艰涩,难以讽诵,虽为此屡遭家长的捶楚,却终于未能成其业。那时父亲为知幾的兄长讲授《左传》,知幾竟然兴味天成,抛开了经书躲在一旁倾听,且对于《左传》的理解还要超过兄长。父亲拗他不过,对知幾的史学天份也感到好奇而欣赏,终于在知幾十一岁那年同意为他开讲《左传》。一年不到,即已讲诵完毕。

知幾读史,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不人云亦云,而敢于独抒胸臆。还在童年总角时,知幾读班固的《汉书》和谢承的《后汉书》,便认为《汉书》不该有《古今人表》,《后汉书》应当为更始立“纪”。那些思想迂腐的长者笑他年少无知,轻议前贤,其实真正无知的是他们而不是知幾。因为汉代的张衡和另一部《后汉书》的作者――南朝刘宋的范晔早已有了与知幾相同的认知。

知幾禀性的鲠直和率真也是与生俱来的。他少年读史时的敢发议论、卓落不群,无不透露着他的这一天性。成年以后,知幾的史学修养,自然远轶群伦,尤其是那些尸位素餐、唯唯诺诺的史官所不可比肩的。但“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”。加以知幾的鲠直和率真,他不能见容于时是必然的。知幾的感谓发人深醒:

凡所著述,皆欲行其旧议,而当时同作诸士,及监修贵臣,每与其凿枘相违,龃龉难入,故其所载削,皆与俗浮沉,虽自谓依违苟从,然犹大为史官所嫉。嗟乎,虽任当其职,而吾道不行,见用于时,而美志不遂,郁怏孤愤,无以寄怀,必寝而不言,嘿而无述,又恐没世之后,谁知予者,故退而私撰《史通》。[2](《自序》)

《新唐书》本传也说:

子玄介直自守,累岁不迁,会天子西还,子玄自乞留东都,三年,或言子玄身史臣,而私著述,驿召至京,领史事。时宰相韦巨源、纪处讷、杨再思、宗楚客、萧至忠皆领监修,子玄病长官多,意尚不一,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,又仕偃蹇,乃奏记求罢去,为至忠言五不可,至忠得书,怅惜不许。楚客恶其言诋切,谓诸史官曰,是子作书,欲置吾何地。始子玄修《武后实录》,有所改正,而武三思等不听,自以为见用于世,而志不遂,乃著《史通》内外四十九篇,讥评古今。

大凡圣贤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,必述往事,思来者,发愤为著述。知幾既不得遂其志,乃以孔子“罪我者《春秋》,知我者《春秋》”自况,将其一生的感悟撰为史著,[2](《自序》)为我们留下了“以史为主,而余波所及,上穷王道,下掞人伦,总括万殊,包吞千有”的千古不朽的史著――《史通》。

《史通》一书以“史官建置”、“古今正史”、“六家”、“二体”纲领全局,此四篇是为知幾之总枢,《史通》之魂魄。四篇中“六家二体”两篇为知幾自家从二千年史局中体悟出来,其分类之确,有“千古史局不能越”之誉[②]。前贤之述“六家”、“二体”备矣。然观前贤之论,犹有遗漏者,即对于六家二体说隐含的经史不分思想所论无多。在知幾的时代,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三经并《三礼》(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)、三传(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糓梁传》)定为“九经”。是知幾所指六家中之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为“经”而非“史”明矣。看知幾叙《尚书》则谓“孔子观书于周室,得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之典,乃删其善者,定为《尚书》百篇。”其论《春秋》:“属辞比事,《春秋》教也。”又举《晋春秋》、《鲁春秋》,谓“‘春秋’之目,事匪一家”,“《乘》与《纪年》、《梼杌》,其皆春秋之别名者”。知幾论《左传》,指出:“《左传》家者,其先出于左丘明。孔子既著《春秋》,而丘明受经作传。盖传者,转也;转受经旨,以授后人。”“其言简而要,其事详而博,信圣人之羽翮,而著述之冠冕也。”[③]以上三“经”,知幾全以“史”视之,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史不分的口号,但他确乎是有经史不分的思想的。

《史通》以“内篇”开首,以“六家”为“第一”。但就在《六家》篇中,知幾首起即云:“自古帝王编述文籍,‘外篇’言之备矣。”而《史通》“《外篇》”之首,即冠以《史官建置》、《古今正史》,由此可知,《史官建置》和《古今正史》两篇的著述在先,而《六家》、《二体》及“内篇”之撰写尚在后。实际上,《史通》之架构,即是以《史官建置》为逻辑起点而渐次展开的。知幾何以选择《史官建置》为《史通》一书的入手处?千百年以后的今天,我们来追寻知幾的心绪,摸索、探讨他的思维轨迹,这的确近乎勉为其难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即现实的际遇曾经深刻地影响着刘知幾的思想。史著的诞生有赖于史家,是故探讨史学的发展,势必以史家为先。但在知幾的时代,官方修史制度方兴未艾,史家被“铆”在了史馆之中。知幾即曾“三为史臣,再入东观”,最后却因与诸史官枘凿龃龉而意有郁怏,退出史馆。此种际遇,一定在知幾脑际留下了无比深刻的记印。以此,《史通》之追根溯源便不能不从《史官建置》开始。实际上,《史通》中的《忤时》篇,很可以作为《史官建置》的注脚来读。《忤时》篇指出,当时的史馆“十羊九牧,其令难行,一国三公,适从无所。”史臣们“皆阁笔相视,含毫不断。故首白可期,而汗青无日”。以此,知幾直指官方修史之弊,认为:“唯后汉东观,大集群儒,著述无主,条章靡立,由是伯度(李法,桓帝时人)讥其不实,公理(仲长统)以为可焚。张(衡),蔡(邕)二子,纠之于当代,傅(玄)、范(晔)两家,嗤之于后叶”。他指出,只有私人撰述才能成一家之言而立于不朽。即所谓:“古之国史,皆出自一家。如鲁、汉之丘明、子长,晋、齐之董狐、南史,咸能立言不朽,藏诸名山。未闻藉以众功,方云绝笔”。

在《史官建置》中,知幾天才地触及到了史料和史学的关系这一命题,他说:

夫为史之道,其流有二。何者?书事记言,出自当时之简,勒成删定,归於後来之笔。然则当时草创者,资乎博闻实录,若董狐、南史是也;後来经始者,贵乎儁识通才,若班固、陈寿是也。必论其事业,前后不同,然相需而成,其归一揆。

知幾此论,千古不移。他把史料和史学放在了一个动态的、可以相互转变的发展链中加以考察,这对于后来章学诚提出“记注”与“撰述”之分应当有先导性的意义。以“当时草创者,资乎博闻实录,后来经始者,贵乎儁识通才”的标准离衡量,刘知幾又一次对官修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。他认为,魏晋入史官之流者“多窃虚号,有声无实”,若王隐、阮籍,一为“儒生之腐者”,一为“酒徒之狂者”。这样的人入选史官修当代史,“岂能错综时事,裁成国典乎?”下至于“近代”,那些“趋競之士,尤喜居于史职”。这些人“措辞下笔者,十无一二”,但在书成署名时却个个争先恐后,“署名同献”,甚至于“爵赏既行,则攘袂争受”,这就造成了“是非无准,真伪相杂。生则厚诬当时,死则致惑来代”的严重后果。刘知幾为什么如此看重史著的“署名权”?这里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如何把握好“原始史料”的“纯洁性”的问题。“署名权”应归作者所有,这不仅是尊重作者的劳动,更有一个“文责自负”的问题。换言之,只有“若董狐、南史”这样的“直笔”之士,才有资格署名于“书事记言”的“当时之简”。因为“当时草创者,资乎博闻实录”,它们实为后世“若班固、陈寿”那样的史家“勒成删定”为“後来之笔”亦即史学著作的根本所在。如果这第一步走歪了,那就将“一步错,步步错”。如何立信于后世?刘知幾特提直笔史家董狐、南史,可见他是将能否具有“实录精神”,摆在史学撰述全部流程的首位来加以认识的。

的确,凸显“直笔精神”而痛诋曲笔诬书,这是《史通》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。《史通》专立有“《直书》”、“《曲笔》”两篇。“直如弦,死道边,曲如钩,反封侯。古来惟闻以直笔见诛,不闻以曲辞获罪。”读这样的警句,千百年后仍然不能不令每一位史学工作者朝乾夕惕,引以为大戒律;“盖烈士徇名,壮夫重气,宁为兰摧玉折,不作瓦砾长存。若南、董之杖气直书,不避强御,韦、崔之肆情奋笔,无所阿容。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,而遗芳余烈,人到于今称之。”这样的名言,铿锵有声,掩卷而思,令人生见贤思齐的向往!

从崇尚直笔出发,《史通》有《惑经》篇。站在实录的立场,知幾认为孔子修《春秋》有十二义“未喻”,其最根本的缺陷,就是为尊者讳,为贤者讳。刘知幾指出:

苟爱而知其丑,憎而知其善,善恶必书,斯为实录。观夫子修《春秋》也,多为贤者讳。狄实灭卫,因桓耻而不书;河阳召王,成文美而称狩。斯则情兼向背,志怀彼我。苟书法其如是也,岂不使为人君者糜惮宪章,虽玷白圭,无惭良史也乎?

史家撰史,意存警世。即使从这个原则出发,刘知幾认为孔子的文过饰非也违背了《春秋》欲使乱臣贼子惧的初衷。这里,知幾指出了《春秋》的文“讳”之短,可谓一针见血。正是站在史家的立场,《史通》又有《申左篇》,指出,在《春秋》三传中,《左传》有“三长”,而《公》、《糓》有“五短”。《左传》的“三长”,最根本的长处是“博总群书,每事皆详”;而《公》、《糓》“五短”中最根本的短处是“于内则为国隐恶,于外则承赴而书,求其本事,大半失实。”刘知幾的这个“三长五短”论,是对自汉代以来流行的今文经学“春秋重义不重事”治学方法论的严厉批判。

“史学三长”论,是刘知幾对于中国史学的另一伟大贡献。他说:

史才须有三长,世无其人,故史才少也。三长;谓才也,学也,识也。夫有学无才,亦犹有良田百顷,黄金满籝,而使愚者营生,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。如有才而无学,亦犹思兼匠石,巧若公输,而家无楩柟斧斤,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。犹须好是正直,善恶必书,使骄主贼臣,所以知惧,此则为虎傅翼,善无可加,所向无敌者矣。脱苟非其才,不可叨居史任。自夐古已来,能应斯目者,罕见其人。[3](《刘子玄传》)

这里的“三长”,“史才”是指驾驭史料的能力;“史学”是指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。“才”与“学”的关系,正应了孔子的那句老话: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。”三长中以“史识”最为吃紧。而“史识”的核心则在于善恶必书的“直笔精神”。有了这种精神,那才真真是“为虎傅翼,善无可加,所向无敌者”。所谓“善无可加”,那就是达到“至善”的境界了。知幾将“直笔”作为“至善”的唯一确诂,可见实录精神是《史通》的灵魂所在。而“直笔”、“实录”,靠的是“犹须好是正直”的道德涵养,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史家的主体修养命题。它对于章学诚“史德说”的提出,其先导性的内涵是确乎存在的――尽管章学诚否认这一点。

章学诚生活在清代乾隆年间。这是一个学风有着鲜明特点的时代。此种学风,即考据学风是也。考据之风,洎自清初。顾亭林、黄梨洲一辈人,惩晚明王学“空言心性”之弊,群起谓明代之灭亡,心性之学不得辞其咎,故清初诸大师并主弃“虚”蹈“实”的治学取向,将学风引导上了考据实学之路。在清初诸学人中,尤以亭林标举“舍经学无理学”之帜影响巨大,开清儒重经学、主音韵训诂之学的先河,成为清儒考据学的不祧之祖。下至于乾隆年间,终于形成了“家家许(慎)郑(玄),人人贾(逵)、马(融)”的考据学独盛局面。

乾隆年间的清学分吴、皖两派。吴派以惠栋为代表;皖派以戴震为代表。就与章学诚的学术渊源而言,尤以皖派戴震与学诚治学路线的形成关系密切。

戴震治学,主以音韵、训诂、六书、九数之考据为根柢,认为只有“确诂”经典,才能“读懂”经典,也才能够从中抽绎出经书的“义理”来。即所谓“经之至者道也,所以明道者其词也,所以成词者字也。由字以通其诃,由词以通其道,必有渐。” [4](p.183)从考据入手而至于“明道”,戴震这种由形下考据“翻”向形上思辨之“道”的治学取向,是他远高明于一般清代考据学家之处,同时也是最受章学诚欣赏的地方。故而人称章学诚为戴震的“第一解人”(胡适语)是有道理的。

然而章学诚与戴震之间又有着深刻的矛盾,这一点同样不能忽视。且章、戴之间矛盾的背后,实体现着治学路径的重大分歧,因此尤其值得重视。章、戴的矛盾,可以追溯到二人一生仅有的三次见面。三次晤面,均给学诚造成大刺激。

章、戴的第一次见面在乾隆丙戌1766年。章向戴询问治学门径,据章描述:

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:今之学者,毋论学问文章,先坐不曾识字。仆骇其说,就而问之。则曰:予弗能究先天后天,河洛精蕴,即不敢读元亨利贞;弗能知星躔岁差,天象地表,即不敢读钦若敬授;弗能辨声音律吕,古今韵法,即不敢读关关雎鸠;弗能考三统正朔、周官典礼,即不敢读春王正月。

按,戴年长学诚15岁,因学问精湛,此时已经红极学界,而学诚此时不过后辈晚学,默默无闻。故对于实斋所询,戴震居高临下,言语间颇多教训之意。章聆听后“重愧其言”,自思“我辈于《四书》一经,正乃未尝开卷,可为惭惕,可为寒心!” [5](卷22《与族孙汝楠论学书》)自惭间章的不怿亦显而易见。这件事刺激了章:只有痛下决心,戮力奋进,才能够在学界有立足之地。

7年后的1773年,章、戴第二次见面于宁波。这一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。争论的起因在修纂方志的方法和内容。戴震认为,修志“以考地理,但悉心于地理沿革,则志事已竟。侈言文献,岂所谓急务哉!”此一观点,仍然偏向于考据一路。学诚对此大不以为然,双方你来我往,互不相让。对于这件事,章、戴二人均未小觑。章详细记载了和戴震之间的每一句对话,甚至对戴震的反应――听了章的辨白后“拂衣径去”也郑重记录在案,说明这件事学诚看得极重;从戴震一边理解,戴为此事忿忿然也显而易见。戴的“拂衣径去”透露了他的这种意态。细绎戴震之意,颇有谓7年前还只有聆听教诲资格的章学诚,7年后竟也“说长道短”起来的意思。为此,初次争论后的第二天戴再次主动面见学诚,将其所修《汾州府志》“示”学诚。这一次两人仍然论争激烈,各不相让。争论时戴震说出了“庸史不解此创例也”的话。[5](p.129)这句话,恐怕对学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看7年前之学诚,在戴震面前的确只能唯唯诺诺。但在经过了7年的苦心攻学以后,学诚已经拈得了自家的学理,初步确立了“六经皆史论”的理论基石。以此他一改初次与戴震会面时的诺诺状,而敢于一申己意。对于史学,学诚又极自信,尝自谓:“吾于史学盖有天授,自信发凡起例,多为后世开山,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。不知刘言史法,吾言史意,刘议馆局纂修,吾议一家著述,截然分途,不相入也。”(《家书》)学诚自负如此,他何能忍受戴震以“庸史”相讥的奚落?戴震死后不久,学诚即作《朱陆篇》痛诋戴震数典忘祖,并于“名教”有所亏损,《文史通义》又收录了学诚与邵晋涵等学人的书信,批驳戴震的词锋极为尖锐。可见学诚对戴震的积怨甚深,此为后话。

同年,章、戴又有第三次见面。这一次见面章、戴虽然没有发生争论,但戴震对郑樵的批评仍然引起了学诚的强烈不满。学诚后来作《文史通义》,也没有忘记将此事作详细记载:

癸巳(1773)在杭州,闻戴徵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,痛诋郑君《通志》。其言绝可怪笑,以为不足深辨,置弗论也。其后学者颇有訾謷,因假某君叙说,辨明著述源流,自谓习俗浮议,颇有摧陷廓清之功。[6](内篇第四《答客问上》)

为了批驳戴震,《文史通义》并专作《申郑篇》(见后文)。

章、戴之间有如许的矛盾与冲突,对此不应仅仅视为个人恩怨,其中折射出深刻的学术内涵。在考据之风弥漫学界的乾隆年间,清儒群起而尊崇音韵训诂、六书九数之学,此种治学路径,是不是研读儒学元典的不二法门?这是值得深思的。古文经学家历来视孔子为一史学家,认定经“义”本之于“事”即“史”,经义非“史”不明。在经学的取向上,清代的考据家均祖古文经学。既如此,清儒何不以“史”为重,而龂龂于音韵小学?这在学理上也是大可商榷的。要言之,传统儒学发展到了清代,治学的取向问题已经又一次引起了学者层的隐忧,学诚以此向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发难,这是章、戴间产生纠葛的要害所在。学诚之著《文史通义》,应当放在这一背景下考察,方能够体悟与辨析。《文史通义》中提出的诸多相对应的概念,均围绕着这一背景而展开。下面重点谈一谈《文史通义》的几个主要观点:

1、“经”与“史”――学诚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就在于他对“六经皆史论”的阐发。明中叶王阳明曾提出过“六经皆只是史”这一命题,后王世贞、李贽等人也有类似的意见。但以上诸学人所论经史关系,既与学诚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,其意蕴更不能与学诚六经皆史论的丰富与深刻的内涵相比肩。换言之,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系针对时弊而发,并构成了他全部思想体系的理论原点。

为什么说“六经皆史”?学诚认为,“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,《六经》皆先王之政典也。” [6](内篇第一《易教》上)古代原本“无经史之别,六艺皆掌之史官,不特《尚书》与《春秋》也。” [5](卷13《论修史籍要略》)“三代学术,知有史而不知有经,切人事也。” [5](内篇第二《浙东学术》)

清代经学如日中天,戴震即认为圣人之道蕴藏于六经之中。清儒口口声声言“经”,殊不知六经皆“史”。离开了“史”,“经”将无以立足。学诚所论,本之于古文经学的传统理念,即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,所谓 “子曰: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” [7](p.3319)的治学取径,不仅是孔子的,也是古文经学家的。如前所述,清儒均祖古文经学,学诚此论不啻“入其室而操其戈”。他以“史”与“经”相颉颃,这一诘问,点中了清儒治学罅隙的“命穴”。

2、“史”与“义”――学诚认为,“史”之能够成为“学”,贵在史之有“义”,而非龂龂于饾飣补苴、史料之考订、搜集与排比。治史贵在有“别识心裁”,“别识心裁”是谓“史意”。”学诚指出:

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。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,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。然夫子所取,不在彼而在此,则史家著述之道,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?自迁、固后,史家既无别识心裁别,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,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,而缀学之士,嚣然起而争之,然则充其所论,即一切科举之文辞,胥吏之簿籍,其明白无疵,确实有据,转觉贤于迁、固远矣。[5](《申郑》)

学诚谓郑樵懂得“史义”,而“缀学之士,嚣然起而争之”,此系针对戴震批评郑樵而发。所谓孔子“所取,不在彼而在此”,即认为孔子重“义”而轻“事”。为了架构理论体系,学诚竟然祭起了今文经学“春秋重义不重事”的旗号。

3、“史德说”――既然史义贵在“心裁”和“别识”,那么其中就蕴涵着一个主观判断问题,处理不好,很容易走入左右史实、任情褒贬的歧途。为此,学诚在刘知幾“才、学、识”史学三长之外又提出了“史德说”。学诚指出:

盖欲为良史者,当慎辨于天人之际,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。尽其天而不益以人,虽未能至,苟允知之,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。

“慎辨于天人之际”取言于司马迁的“究天人之际”,但较之于马迁的孤言片语,学诚之论具体、详尽多了。这里的“天”,既包括自然世界,同时也包括由“人”构成的“社会”。以此,学诚“天人之际”的“天”,即专指与“人”相对待的“社会”;而“天人之际”的“人”则指与“社会”相对待的“我”。放在《文史通义》的特殊语境下,这里的“人”即专指史家。所谓“史德”,用学诚的话说就是“著述者之心术也”。这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史学家应当培养什么样的“心术”,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本体精神或自觉意识的问题。

学诚指出:

史所载者事也,事必藉文而传……夫文非气不立,而气贵于平。人之气,燕居莫不平也,因事生感,而气失则宕,气失则激,气失则骄;人之情,虚置无不正也,因事生感,而情失则流,情失则溺,情失则偏,……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。

这就是说,史学家撰史评史,不能没有感情,但又绝不能放纵感情,感情用事,这样必然要使气失宕、淑、骄, 情失流、溺、偏。把握好史实与感情的分寸,正是史家所追求的一种崇高境界。

学诚在论史德时曾提出过一个耐人寻味的论点,指出,在史学家中,如“魏收之矫诬,沈约之隐恶”,对于此类“秽史”和“谤书”及其作者,人们“读其书先不信其人”,虽满纸谎言,但因作者劣迹昭著,不难辨别,因此“其患未至于甚也”。真正令人耽心的是那些“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末底于粹”,用今天的话来说,也就是修养不到家的史学家。大恶不足虑,中庸实堪忧,章氏的论点令人深思。从史学建设的角度来看,这些问题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

4、撰述与记注

“撰述”与“记注”相对待,“撰述”是谓“著述”,“记注”则是史料。根据上述史“义”重于史“事”的原则,“撰述”不仅重于“记注”,而且难于记注。《书教下》:

古今之载藉,撰述欲其园而神,记注欲其方以智也。夫智以藏往,神以知来,记注欲往事不忘,撰述欲来者之兴起,故记注藏往似智,而撰述知来拟神也。藏往欲其赅备无遗,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;知来欲其决择去取,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。

“藏往”的记注,其德为方,“方”是谓有规矩可循;“知来”的撰述,其德为“圆”,“圆”的要义在于“例不拘常”,即不能拘泥于固定的、不可变化的条条框框。两者相较,“圆”自然比“方”难掌握多了。所以说,“《周官》三百六十,天人官典之故可谓无不备矣。然诸史皆掌记注,而未有撰述之官。”因为这些“诸史”只会记注而不懂撰述,因此“传世行远之业,不可拘于职司,必待其人而后行。非圣哲神明,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,不足以与此。”

5、学问与功力

“学问”与“功力”的性质和特点,类似于撰述和记注。学诚指出:“以学问为铜,文章为釜,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为道也。风尚所趋,但知聚铜,不解铸釜。其下焉者,则沙砾粪土,亦曰聚之而已。” [5](《与邵二云书》)一个满肚子“知识”,但却不能“化解”这知识的人,就好比篮子里装满了“芼”(荠菜),却不会将这“芼”变成“羹”,烧成一道可口的菜肴一样的可笑与可悲。这里的潜台词,意谓考据学“功力”再深,亦并非“学问”。即所谓:“学博者长于考索,岂非道中之实积。而骛於博者,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,不思博之何所取也。” [3](《原学》下)

学诚以“六经皆史论”架构的理论体系庞大而精致。它反映着经学盛极而衰前夕的某些征兆。在学诚的治学目的论中,触处可见急功近利的所谓“致用”之说,且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也并没有降经为史的意谓,相反,在学诚的思想深处仍然是尊经的。但六经皆史论毕竟扪及了此后百余年学术发展的脉动,指示了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史互为消长的趋势。待到近代以降,国势日非,经消史长的趋势日益明显,则学诚之论,正成了百余年前的学术谶语。从这个角度看,六经皆史论还是具有相当的前瞻性的。

注释:

[①]刘氏之著《史通》,曾以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以及扬雄《法言》、王充《论衡》、应劭《风俗通》、刘劭《人物志》自况。见《史通·自叙》。

[②]清浦起龙识语。

[③]按知几此说,全本刘勰。《文心雕龙·史传篇》即云左丘明与孔子“同时”,“实得”《春秋》之“微言”,“乃原始要终,创为传体。”“传者,转也;转受经旨,以授于后,实圣文之羽翮,记籍之冠冕也。”

参考文献:

[1]马克思,恩格斯.马克思恩格斯选集(第3卷) 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72.

[2]刘知幾,浦起龙.史通通释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.

[3]刘昫等.刘子玄传[A]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
[4]戴震.与是仲明论学书[A].戴震集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
[5]章学诚.章学诚遗书[M].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85.

[6]章学诚 ,叶瑛.文史通义校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
[7]司马迁.太史公自序[A].史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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